古文鉴赏（44）

殷　侔
唐文学家。大和间曾官魏州（今河北大名）书佐。其《窦建德碑》歌颂失败的英雄，为时传诵。《全唐文》存其文一篇。

窦 建 德 碑殷　侔
云雷方屯 (1) ，龙战 (2) 伊始，有天命焉，有豪杰焉。不得受命，而命归圣人。于是元黄 (3) 之祸成，霸图 (4) 之业废矣。

隋大业末，主昏时乱，四海之内，兵革 (5) 咸起。夏王 (6) 建德，以耕氓崛兴，河北、山东，皆所奄有。筑宫金城 (7) ，立国布号，岳峙虎踞，赫赫乎当时之雄也！是时李密在黎阳，世充据东都，萧铣王楚，薛举擅秦 (8) 。然视其FBAD (9) 割之迹，观其模略之大，皆未有及建德者也！唯夏氏为国，知义而尚仁，贵忠而爱贤，无暴虐及民，无淫凶于己。故兵所加而胜，令所到而服，与夫世充、铣、密等甚不同矣。行军有律，而身兼勇武；听谏有道，而人无拒拂。斯盖豪杰所以勃兴而定霸一朝，拓疆千里者哉！或以建德方项羽之在前世，窃谓不然。羽暴而嗜杀，建德宽容御众，得其归附，语不可同日。迹其英分雄分 (10) ，指盼备显，庶几孙长沙流亚 (11) 乎？唯天有所勿属，唯命有所独归。故使失计于救邻，致败于临敌。云散雨覆，亡也忽然。嗟夫，此亦莫之为而为者欤！向令运未有统，时仍割分，则太宗龙行乎中原，建德虎视于河北，相持相支，胜负岂须臾辨哉！自建德亡，距今已久远。山东、河北之人，或尚谈其事，且为之祀，知其名不可灭，而及人者存也。

圣唐太和三年，魏州书佐殷侔过其庙下，见父老群祭，骏奔有仪，夏王之称，犹绍于昔。感豪杰之兴奋，吊经营 (12) 之勿终。始知天命之莫干，惜霸略之旋陨，激于其文，遂碑。

〔注〕　

(1) 屯： 聚集，积蓄。

(2) 龙战： 指群雄割据争雄。班固《答宾戏》：“于是七雄虓阚，分裂诸夏，龙战而虎争。”

(3) 元黄： 即玄黄，指血。《易·坤》：“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4) 霸图： 指争霸的雄图。

(5) 兵革： 兵，戈、矛、刀、箭等兵器；革，甲胄。这里指战争。

(6) 夏王： 《新唐书·窦建德传》：“（大业）十四年（618）五月，更号夏王。”

(7) 金城： 《旧唐书·窦建德传》：“始都乐寿，号曰金城宫。”

(8) “是时”四句： 李密、王世充、萧铣、薛举，皆隋末起义军首领。萧铣“武德元年（618），迁都江陵”，江陵系楚地，故称“王楚”（《旧唐书·萧铣传》）。薛举“自称西秦霸王”，故云“擅秦”（《旧唐书·薛举传》）。

(9)  FBAD （chuàng创）： 同“刱”，“创”的本字，开始。

(10) 英分雄分： 分，素质，犹天分。三国魏刘邵《人物志·英雄》：“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这里意为智勇双全。

(11) 孙长沙： 即孙坚。《三国志·孙坚传》：“乃以坚为长沙太守。”流亚： 指同一流人物。

(12) 经营： 规划创业。《诗经·小雅·北山》：“旅力方刚，经营四方。”kongbai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魏州（今河北大名东）主办文书的佐吏殷侔路过夏王庙，目睹了当地百姓举行的盛大祭祀仪式，联想到晚唐政局的黑暗、腐败，感慨系之，奋笔撰写了《窦建德碑》，赞颂农民起义英雄窦建德的功德，显示了非凡的史识和胆略。

开始一段阐述作者“天命归于圣人”的唯心主义观点。“云雷方屯，龙战伊始”，碑文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场震撼宇宙的大血战开始了，乌云翻滚，雷声隆隆，一幅“黑云压城”的悲壮图景。可惜“天命”并没有归属窦建德，因而他遭到了国灭身亡的厄运，“元黄之祸成，霸图之业废矣”。这开篇八句，叙议结合，以议为主，如一短序，引入正题。

中间一段是碑文主体，称颂窦建德彪炳显赫的历史功德。首先简述了窦建德起义成功，“夏王建德，以耕氓崛兴……筑宫金城，立国布号”。当时群雄并起，“李密在黎阳，世充据东都，萧铣王楚，薛举擅秦”，他们割据的疆域和拥有的实力，“视其剏割之迹，观其模略之大，皆未有及建德者也”。窦建德的农民起义军是当时一支最强大的劲旅，相当具备统一天下的条件。接着叙述了窦建德的人品，“知义而尚仁，贵忠而爱贤，无暴虐及民，无淫凶于己”。新、旧《唐书·窦建德传》保留了这方面的一些记载。当时，窦建德虽然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夏王，却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他“不啖肉，常食唯有菜蔬、脱粟之饭。其妻曹氏不衣纨绮……得宫人以千数，并有容色，应时放散”。他还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每获士人，必加恩遇”（见《旧唐书·窦建德传》）。这与当时其他的农民起义军很不相同。在攻城略地、行军作战方面，他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人物，“行军有律，而身兼勇武；听谏有道，而人无拒拂”；他“倾身接物，其执苦与士卒均，由是能致人死力”，因此形成了“定霸一朝，拓疆千里”的政治局面（见《新唐书·窦建德传》）。作者不仅讴歌了窦建德高尚的人品，而且还从多侧面加以评论。针对当时有人认为“建德方项羽之在前世”的谬误论点，作者举出“羽暴而嗜杀，建德宽容御众”的事实来驳斥。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曾指挥“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馀万人新安城南”。而窦建德“得隋文武官及骁果尚且一万，亦放散，听其所去……其有欲往关中及东都者亦恣听之，仍给其衣粮，以兵援之，送出其境”（《旧唐书·窦建德传》）。作者认为“迹其英分雄分，指盼备显”，只有威震华夏、割据称霸的三国时代的孙坚才能与之相比，因而，他的败亡纯属“天命”。作者还认为他去援救王世充是“莫之为而为者”的大失策，如果他不去援救，或援救时不骄傲，不“为阵……亘二十里，鼓而前”（《新唐书·窦建德传》），则很可能形成与李唐双雄并峙的局面，即“太宗龙行乎中原，建德虎视于河北”。据《隋唐史话》记载：“夏王的政策最初和隋朝有显著区别，他们给农民减轻负担、劝课农桑。在清河一带修枯下渠入柳沟，与永济渠合流，促进了生产发展。”窦建德败亡二百多年后，“山东、河北之人，或尚谈其事且为之祀”。作者悟出一个道理，窦建德为民做了好事，“名不可灭，而及人者存也”，说明他是活在人民心里的。

最后一段，叙述了夏王庙香火盛况以及作者写碑文的原因。作者观看了夏王庙前“父老群祭，骏奔有仪”热闹非凡的场面，同情窦建德的败亡，“惜霸略之旋陨”，援笔撰写了碑文。收笔言简意赅，引人回味。

刘勰说：“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本文保留了晚唐人对窦建德评价这段信史，殊属难得。但因碑文旨在歌功颂德，“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见《文心雕龙·诔碑》），因而文中不免有虚夸成分。例如本文称他“听谏有道”，而《旧唐书·窦建德传》就记载他因拒绝祭酒凌进、其妻曹氏的正确策略而遭失败。（李良镕）


【作者小传】

杜　牧
（803—约852）　唐文学家。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太和进士。曾为江西、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和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历任监察御史，黄、池、睦诸州刺史，后入为司勋员外郎，官终中书舍人。以济世之才自负，曾注曹操所定《孙子兵法》十三篇。其诗善写景抒情，在晚唐成就颇高。后人称杜甫为“老杜”，称他为“小杜”。亦能文。著有《樊川文集》。

阿 房 宫 赋杜　牧
六王毕 (1) ，四海一 (2) 。蜀山兀 (3) ，阿房出。覆压三百馀里，隔离天日。骊山 (4) 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 (5) 。二川 (6) 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 (7) 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 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 (8) ？复道 (9) 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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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房宫赋（局部）

——〔明〕 文徵明书

妃嫔媵嫱 (10) ，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 (11) 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 (12) 远视，而望幸 (13) 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 (14) 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 (15) ，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 (16) 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 (17) 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 (18) ，函谷举 (19) ；楚人一炬 (20) ，可怜焦土！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注〕　

(1) 六王： 齐、楚、燕、赵、韩、魏六国的国王。毕： 完结。

(2) 四海一： 指全国统一。

(3) 兀（wù务）： 形容山秃，指山上木材都被采伐尽了。

(4) 骊山： 在今陕西临潼东南。

(5) 咸阳： 秦都，故址在今陕西咸阳东北，秦亡为项羽焚毁。

(6) 二川： 渭川、樊川。

(7) 囷（qūn）囷： 曲折回旋的样子。

(8) 未云何龙： 没有云哪来的龙？《周易》：“云从龙，风从虎。”

(9) 复道： 在空中架木筑成的阁道，连通宫中楼阁，上下都有通道。

(10) 妃嫔媵嫱（yìng qiáng映墙）： 均为帝王的妾侍。各有等级，妃次于后，比嫔、嫱高。嫔、嫱为宫中女官，媵为陪嫁女子。这里指六国的宫妃。

(11) 辘（lù鹿）辘： 车声。

(12) 缦（màn慢）立： 延伫，久立。

(13) 望幸： 盼望帝王来临。

(14) 倚叠： 积累。

(15) 锱铢（zī zhū资朱）： 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为铢，六铢为锱。这里指极微小的数量。

(16) 庾（yǔ雨）： 仓。

(17) 独夫： 众叛亲离的统治者。这里指秦始皇。

(18) 戍卒叫： 指陈涉、吴广起义。戍卒： 戍守边疆的兵士。

(19) 函谷举： 函谷关被攻下。公元前206年，刘邦从武关攻入咸阳，又派兵守函谷关。秦时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

(20) 楚人一炬： 指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咸阳，焚烧秦国宫殿，大火连烧三月。项羽为楚将项燕之后，故称为楚人。kongbai

在唐人小赋中，杜牧的《阿房宫赋》是一篇很出色的作品。脱稿不久，即引起人们的重视。《新唐书·文艺传·吴武陵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太和初，礼部侍郎崔郾试进士东都，公卿咸祖道长乐。武陵最后至，谓郾曰：“君方为天子求奇材，敢献所益。”因出袖中书，搢笏授郾读之，乃杜牧所赋阿房宫。辞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鸿畅，坐客大惊。武陵请曰：“牧方试有司，请以第一人处之。”郾谢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对，武陵勃然曰：“不尔，宜以赋见还！”郾曰：“如教。”牧果异等。

杜牧是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的。那么，他写《阿房宫赋》，其用意何在呢？

关于阿房宫建造的时间、原因、地址及规模，《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贾山传》、《水经注·渭水》以及《三辅旧事》、《三辅黄图》等都有记述；《史记》成书最早，其记述也比较准确，故摘引如下：

（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
这一段记述与《阿房宫赋》的描写相对照，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 秦始皇修阿房宫，主要由于“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即随着国家的统一，作为国都的咸阳人口不断增加，原有的宫廷已不能满足新的需要，故于渭水之南营建新的朝宫，可见《阿房宫赋》把阿房宫的兴建完全归因于“秦爱纷奢”，并不确切。二、 阿房宫先建前殿，终始皇之世，全部工程并未完成。即使全部完成，也谈不上《阿房宫赋》所说的“覆压三百馀里”。三、 秦始皇三十五年才开始修阿房宫，距始皇之死不过两年，因而《阿房宫赋》说“宫人”们“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也不合事实。

项羽入关，阿房宫即化为灰烬，杜牧描写阿房宫，所依据的最早最可靠的文字资料，也只能是《史记》中的有关部分。而把《阿房宫赋》的描写和《史记》中的有关记载相比较，就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作者的艺术想象和夸张；想象和夸张的用意，则在于借历史题材以警戒当时的荒淫君主。

《阿房宫赋》被选入《古文观止》卷七，编选者评论说：“前幅极写阿房之瑰丽，不是羡慕其奢华，正以见骄横敛怨之至，而民不堪命也，便伏有不爱六国之人意在。所以一炬之后，回视向来瑰丽，亦复何有！以下因尽情痛悼之，为隋广、叔宝等人炯戒，尤有关治体。不若《子虚》、《上林》，徒逢君之过也。”指出这篇作品“为隋广（隋炀帝）、叔宝（陈后主）等人炯戒，尤有关治体”，很有见地；但由于对杜牧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态度缺乏了解，还未能准确地揭示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这篇作品的思想意义。

杜牧所处的时代，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而藩镇跋扈，吐蕃、南诏、回鹘等纷纷入侵，更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大唐帝国，已面临崩溃的前夕。杜牧针对这种形势，极力主张内平藩镇，加强统一，外御侵略、巩固国防。为了实现这些理想，他希望当时的统治者励精图治、富民强兵。而事实恰恰和他的愿望相反。穆宗李恒以沉溺声色送命。接替他的敬宗李湛，荒淫更甚：“游戏无度，狎昵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又“好治宫室，欲营别殿，制度甚广”；并命令度支员外郎卢贞，“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以备游幸（引文见《通鉴》卷二四三）。……对于这一切，杜牧是愤慨而又痛心的。他在《上知己文章》中明白地说：“宝历（敬宗的年号）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可见《阿房宫赋》的批判锋芒，不仅指向秦始皇和陈后主、隋炀帝等亡国之君，而主要是指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的。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起势雄健，涵盖无穷。乍看似乎仅仅是叙事；实则于叙事中寓褒贬，并为此后的许多文字埋下根子。“六王”为什么会“毕”？“四海”为什么能“一”？一亡一兴，关键何在？读完全篇，这些问题就会得到解答。例如在中间写道：“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摽掠其人，倚叠如山”。则六王之骄奢淫逸，不惜民力，已于言外见意。到了篇末，更明确地作了结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读到这里，再回头看看首句，就不能不惊佩那个“毕”字下得好！“六王”之“毕”，其原因既在自身，那么，秦能统一四海的原因，也就不言可知了。这两句一抑一扬；而扬秦又是为更有力地抑秦蓄势。秦统一四海之后，如果吸取“六王”的教训，“复爱六国之人”，就不会那么迅速的被“族灭”。谁知秦王一旦变成秦始皇，立刻志得意满，走上腐化的道路。“蜀山兀，阿房出。”一因一果，反映了一苦一乐，六个字概括了无限深广的内容。“兀”、“出”两字，力重千钧，自不待言。而从“兀”到“出”的过程，更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第一，举蜀山以概秦陇之山。由蜀山到关中，要经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凭借人力运送巨大的木料异常艰难。而一定要取材蜀山，见得秦陇一带的树木已经砍伐一空，尚不敷用。秦陇之山尽秃而殃及蜀山，直到蜀山不剩一木而阿房始“出”，则阿房宫多么宏大，秦始皇多么骄奢，已不难想见。第二，举木料以概其他建筑材料。所需的木料既如此众多，则其他的建筑材料需要如何，也不难想见。第三，举砍伐、运送木料以概其他工程。而从木材及其他一切建筑材料的砍伐、加工、运送直到合拢来建成“覆压三百馀里”的阿房宫，都是役使人民进行的，这中间榨取了多少人民的血汗、葬送了多少人民的生命，也是可以想见的。“六王”既以“不爱其人”而覆亡，秦始皇又将自己的淫乐建筑在人民的苦难之上，那么，从“六王”的已“毕”，不是很可以预见秦的将“毕”吗？

廖莹中《江行杂录》上说：

杜牧之《阿房宫赋》云：“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陆参作《长城赋》云：“干城绝，长城列。秦民竭，秦君灭。”参辈行在牧之前，则《阿房宫赋》又祖《长城》句法矣。

《长城赋》（见《全唐文》卷六一九）以四个三字句发端，一句一意，层层逼进；又句句押韵，音节迅急，有如骏马下坡，俊快无比。《阿房宫赋》正与此相似，说它“祖《长城》句法”，是很有见地的。但作赋以四个三字句开头，并非始于陆参，而是创于晋人郭璞。郭璞《井赋》云：“益作井，龙登天，凿后土，洞黄泉。”此后，南朝谢惠连《雪赋》以“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发唱，无疑受了郭璞的启发，却青出于蓝。《长城赋》学习《井赋》、《雪赋》的句法，又比前者更胜。《阿房宫赋》则在取法前人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创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说明文艺创作既贵在创造，又需要借鉴前人。杜牧作《阿房宫赋》，既表现了惊人的艺术想象力，又很善于借鉴前人。这在后面还要谈到。

“覆压三百馀里，隔离天日”两句，紧承“出”字，总写阿房宫的规模。上句言其广，下句言其高。自“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到“高低冥迷，不知西东”，就广、高两方面作进一步的描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等句，既简练，又形象。特别是“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更其传神。不说长桥如龙，复道如虹，而说“未云何龙”、“不霁何虹”，不仅笔势跌宕，而且从惊叹语气中表达了对那些建筑物的观感，给客观描写涂上了浓烈的抒情色彩。欧阳修很赞赏苏舜钦《新桥对月诗》中写松江长桥的“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一联（《六一诗话》）。其后一句，可能从杜牧的这两句脱胎。

以上写阿房宫的宏伟瑰丽，已寓贬意；但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完成如此宏丽的建筑，固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如果在完成之后，用来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那还是应该赞许的。所以，作者在写了阿房宫的宏伟瑰丽之后，立刻将笔锋伸向更重要的地方。“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这几句用夸张的手法描写了歌舞之盛（歌喉吐暖，舞袖生风，以致改变了气候）。接下去，点出那些供秦始皇享乐的歌舞者，乃是六国的“妃嫔媵嫱，王子皇孙”；既回应“六王毕”，又暗示秦统治者的前途。

关于阿房宫的宏丽和秦始皇的淫乐，《史记》以后的描述不断增加夸张和想象的成分。《三辅黄图》云：“阿房宫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阿房宫赋》中“歌台暖响”等句如果说有文字资料作为根据的话，其根据不过如此；因而可以看出作者在艺术构思方面的高度创造性。

承“为秦宫人”的“明星荧荧……”一段是脍炙人口的： 忽然间，天际群星闪耀；不是群星，而是美人开了妆镜！忽然间，空中绿云飘动；不是绿云，而是美人梳理头发！渭河暴涨，泛起红腻；原来是美人泼了脂水！烟雾乍起，散出浓香；原来是美人点燃兰麝！不直说美人众多，却用明星、绿云、渭涨、雾横比喻妆镜、晓鬟、弃脂、焚椒，间接地写出美人众多，其手法已很高明。但还不止这些。通过形象而又贴切的比喻，既写了美人，又写了阿房宫。下临渭水、高插青霄的楼阁，像蜂房似的布满空际的窗户，以及当窗晓妆的美人，都历历如见。而写美人，又正是为了写秦始皇。所以接着便写“宫车”之过。“宫车”日日行幸，而宫人尚“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则秦始皇荒淫到何种程度，也就用不着说穿了。

这一段也是前有所承的。陆参《长城赋》云：

边云夜明，列云铧也；白日昼黑，扬尘沙也；筑之登登，约之阁阁，远而听也，如长空散雹；蛰蛰而征，沓沓而营，远而望也，如大江流萍；其号呼也，怒风匉訇；其鞭朴也，血流纵横。

《阿房宫赋》的开头既然取法于《长城赋》，那么中间的这一段，造句、构思都有一致之处，可能也受了《长城赋》的启发。当然，如果从句式的相似方面着眼，它受《华山赋》的影响更其明显，洪迈《容斋五笔》卷七指出：

唐人作赋，多以造语为奇。杜牧《阿房宫赋》云：“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兴引喻，如是其侈！然杨敬之《华山赋》又在其前，叙述尤壮。曰：“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台九层矣；醯鸡往来，周东西矣；蠛蠓纷纷，秦速亡矣；蜂窠联联，起阿房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累累茧栗，祖龙藏矣。”……则《阿房宫赋》实模仿杨作也。

杨敬之《华山赋》一脱稿，即传诵士林，轰动一时，韩愈、李德裕、杜佑都十分赞赏。上引数句，杜佑时常吟诵（《容斋五笔》卷七《唐赋造语相似》条）。杜佑是杜牧的祖父，则杜牧熟习这篇作品是毫无疑问的。但杜牧的“明星荧荧”等句，绝不能说是“模仿杨作”；而是从杨作中吸取了有益的东西加以变化，用以表现新的主题，具有推陈出新的作用。

从“燕赵之收藏”到“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承上歌舞之盛，美人之多，进而写珍宝之富。通过这一系列叙写，形象地点出阿房宫的用途，从而对秦始皇进行了鞭挞。

从开头直到这里，作者以精练、生动的笔墨，叙写了阿房宫的兴建、规模和用途，没有抽象地发议论，而议论已寓于其中。读者不难看出： 用人民的血汗凝成、供统治者享乐的阿房宫，集中地反映着人民的苦难，也集中地反映着统治者的荒淫腐化。

于是，作者水到渠成似的进一步完成他的主题： 写阿房宫的毁灭，也就是写秦统治者的毁灭及其所以毁灭之故，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敲响警钟。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对秦统治者的残民以自肥作了有力的抨击。以下数句，尤其精彩：“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是紧承“嗟乎”以下各句而来的。“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两句，“秦”、“人”并提。接着以“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愤慨语，总括秦的纷奢及其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然后用“使”字领起，摆出一系列罪证。秦统治者剥削、压迫人民的罪证是不胜枚举的。文学创作的特点在于通过个别表现一般，因而在一篇作品中也用不着从各方面罗列罪证。作者写的是《阿房宫赋》，即从阿房宫着笔，就前半篇的叙写作了合乎逻辑的推演。一连串用准确的比喻构成的排句，形象地表现了“秦”与“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一乐一苦的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一句句喷薄而出、层层推进，到了“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已将火山即将爆发的形势全盘托出。再用“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从反面一逼，便逼出“戍卒叫，函谷举”的局面，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终于埋葬了统治者。而供统治者享乐的阿房宫，也随之化为灰烬。

作者写《阿房宫赋》，其目的是给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为了丰富历史教训的内容，从“六王毕，四海一”以下，一直是既写秦，又不忘六国。就章法说，以秦为主，以六国为宾。就思想意义说，以六国为秦的前车之鉴。阿房宫中的无数美人，乃是六国的“妃嫔媵嫱”；阿房宫中的无数珍宝，又是六国“取掠其人”的长期积累。六国一旦灭亡，则美人“辇来于秦”，珍宝“输来其间”；那么，秦一旦蹈六国的覆辙，又将怎样呢？秦不以六国为鉴，终于自食其果；那么，当时的统治者又走秦的老路，难道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吗？写到这里，真可谓“笔所未到气已吞”！接下去，还不肯正面说破，却以无限感慨揭示出六国与秦灭亡的原因：“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既指出六国与秦的所以亡，又指出倘能“各爱其人”（作者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故以“人”代“民”），就不会亡。这才将笔锋移向“后人”——主要是当时的统治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作者具有可贵的民本思想。他把六国及秦的灭亡，归因于“不爱其民”，希望统治者汲取教训，真可谓语重心长！但他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希望终归要落空，因而以深沉的感慨结束全篇。

杜牧的感慨，对于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来说，很有代表性，因而不妨看作历史的感慨。且看《汉书》卷七五所记汉元帝与京房的对话：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专）权。……（京房）问上（元帝）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

《通鉴·唐纪·贞观十一年》所载马周的议论也与此相类似：“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

不难看出，杜牧“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感慨是前有所承的。后人“笑”前人、“哀”前人，却不肯引以为鉴，硬是要蹈前人的覆辙，就只能使“后人而复哀后人”、复“笑”后人，这的确是可“悲”的！

元人祝尧在《古赋辨体》里说：“杜牧之《阿房宫赋》，古今脍炙；但太半是论体，不复可专目为赋矣。毋亦恶俳律之过而特尚理以矫之乎？”明人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引了祝氏的这几句话，然后说：“吁！先正有云：‘文章先体制而后文辞。’学赋者其致思焉！”把文章体裁看得比内容还重要，这显然是荒谬的；何况说《阿房宫赋》“太半是论体”，也不完全符合事实。作者先以约占全文三分之二的篇幅，简练地叙述、生动地描写了阿房宫的兴建、规模和用途，形象鲜明而含意深广。“嗟乎”以下，当然发了议论。但是第一，议论中有描写。例如“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一段，不加判断，只用农民、工女及其所生产的粟粒、帛缕等的数量与阿房宫上的柱、椽、钉、瓦等相比较，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已见于言外。第二，议论带有浓烈的抒情性。以“嗟乎”、“呜呼”、“嗟夫”开头的各小段，都洋溢着愤慨、痛惜与哀怨交织而成的复杂情感。这种把议论、写景（广义的景）、抒情结合起来的艺术特色，也表现在杜牧的诗歌创作中。比如为人传诵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类，不都是这样的吗？笼统地否定文学创作中的一切议论的做法，在今天还能看到，这其实是有害的。（霍松林）

杭州新造南亭子记杜　牧
佛著经曰： 生人既死，阴府收其精神 (1) ，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狱皆怪险，非人世所为，凡人平生一失举止，皆落其间。其尤怪者，狱广大千百万亿里，积火烧之，一日凡千万生死，穷亿万世，无有间断，名为“无间 (2) ”；夹殿宏廊，悉图其状，人未熟见者，莫不毛立神骇。佛经 (3) 曰： 我国有阿阇世王 (4) ，杀父王篡其位，法 (5) 当入所谓狱无间者，昔能求事佛，后生为天人 (6) ；况其他罪，事佛固无恙。

梁武帝 (7) 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者，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况下辈，固惑之。为工商者，杂良以苦 (8) ，伪内而华外，纳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夺村闾戆民，铢积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钱谷小胥，出入人性命，颠倒埋没 (9) ，使簿书条令不可究知，得财买大第 (10) 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权力，能开库取公钱，缘意恣为，人不敢言。是此数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以求救，日月积久，曰：“我罪如是，富贵如所求，是佛能灭吾罪，复能以福与吾也。”有罪罪灭，无福福至；生人唯罪福耳，虽田妇稚子，知所趋避。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 (11) ，交手相付。至有穷民，啼一稚子，无以与哺；得百钱，必召一僧饭之，冀佛之助，一日获福。若如此，虽举寰海内尽为寺与僧，不足怪也。屋壁绣纹可矣，为金枝 (12) 扶疏，擎千万佛；僧为具味饭之可矣，饭讫持钱与之。不大、不壮、不高、不多、不珍、不奇瓌怪为忧，无有人力可及而不为者。晋，霸主 (13) 也，一铜鞮宫 (14) 之衰弱，诸侯不肯来盟。今天下能如几晋，凡几千铜鞮，人得不困哉？

文宗皇帝 (15) 尝语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 (16) ，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共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 (17) 始即位，独奋怒曰：“穷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台野邑 (18) 四万所，冠 (19) 其徒几至十万人。后至会昌五年 (20) ，始命西京 (21) 留佛寺四，僧唯十人；东京 (22) 二寺。天下所谓节度、观察、同、华、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数，其他刺史州 (23) 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缕行天下以督之 (24) 。御史乘驿未出关 (25) ，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 (26) 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 (27) 冠二十六万五百。其奴婢十五万，良人枝附为使令者 (28) ，倍笄冠之数，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口率与百亩，编入农籍。其馀贱取民直 (29) ，归于有司 (30) ，寺材州县得以恣新其公署、传舍 (31) 。今天子 (32) 即位，诏曰：“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天下州率与二寺，用齿衰男女为其徒，各止三十人，两京数倍其四、五焉。”著为定令，以徇 (33) 其习，且使后世不得复加也。

赵郡李子烈播 (34) ，立朝 (35) 名人也，自尚书比部郎中出为钱塘 (36) 。钱塘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 (37) 。子烈少游其地，委曲 (38) 知其俗蠹人者，剔削根节 (39) ，断其脉络 (40) ，不数月人随化之。三笺干丞相云：“涛坏人居，不一FBAD 锢，败侵不休。”诏与钱二千万，筑长堤，以为数十年计，人益安喜。子烈曰：“吴、越 (41) 古今多文士，来吾郡 (42) 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于天下，信然也。佛炽害中国六百岁 (43) ，生见圣人 (44) ，一挥而几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胜地，以彰圣人之功，使文士歌诗之，后必有指吾而骂者。”乃作南亭，在城东南隅，宏大焕显，工施手目，发匀肉均，牙滑而无遗巧矣。江平入天，越峰如髻，越树如发，孤帆白鸟，点尽上凝。在半夜酒馀，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声，起于月外。

东闽、两越 (45) ，宦游善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数十年后，登南亭者，念仁圣天子之神功，美子烈之旨 (46) 迹。睹南亭千万状，吟不辞已；四时千万状，吟不能去。作为歌诗，次之于后，不知几千百人矣。

〔注〕　

(1) 精神： 指灵魂。

(2) 无间： 佛教徒宣传的“八大地狱”中的第八层地狱。

(3) 佛经： 指《涅槃经》等。

(4) 我国： 指古天竺国。阿阇世王： 古天竺摩揭陀国悉苏那伽王朝国王，年十六弑父频毗娑罗而即位，都王舍城。据传他起初反佛教，后皈依佛教，为之护法。

(5) 法： 佛律。这里指依照佛律。

(6) 天人： 升入西天净土极乐世界的得道之人。《普超经》云： 阿阇世死，“生上方佛土”，“后当作佛，号净界如来”。

(7) 梁武帝： 萧衍。曾三次舍身同泰寺，为佛执役。侯景反叛，攻陷梁都建康（今南京），他被囚死于台城。

(8) 苦（gǔ古）： 粗劣。

(9) 颠倒： 指冒收、重收、已缴又收。埋没： 指贪污盗窃，中饱私囊。

(10) 大第： 大宅院。

(11) 左契： 古时在竹板上写契约，分左右两片，双方各持一片。一说持左契的一方为索债者，一说持右契的一方为索债者。

(12) 金枝： 涂金的宝树图案。

(13) 霸主： 春秋时，晋文公称霸中原，至晋平公渐失霸主地位。

(14) 铜鞮（dī低）宫： 晋平公所建之离宫。

(15) 文宗皇帝： 唐文宗李昂，公元827—840年在位。

(16) 三人共食一农人： 古代民分士、农、工、贾四类。农耕作，士、工、贾则需农供粮。

(17) 武宗皇帝： 唐武宗李炎，公元841—846年在位。

(18) 山台野邑： 指山区僻野未得到官方承认的寺院。

(19) 冠： 加冠。古代男子二十岁起结发加冠，僧人剃发故不需加冠。这里意为使其蓄发还俗。

(20) 会昌五年： 公元845年。会昌为唐武宗年号。

(21) 西京： 长安。

(22) 东京： 洛阳。

(23) 刺史州： 只有刺史的州，指无节度使、观察使的一般州。

(24) 御史： 官名，属御史台。缕行： 细致地巡视。

(25) 关： 指潼关。

(26) 刓（wán完）： 挖。

(27) 笄（jī基）： 古代妇女束发用的簪子。这里意为使尼姑留发插上簪子，即还俗。

(28) 枝附： 依附。使令： 使唤。

(29) 民直： 百姓的财物。

(30) 有司： 官府。

(31) 寺材： 拆除佛寺后的器材。传舍： 驿站。

(32) 今天子： 即唐宣宗李忱，公元846—859年在位。

(33) 徇： 顺从。

(34) 赵郡： 治所在今河北赵县。李子烈播： 李播，字子烈。

(35) 立朝： 指大臣执政于朝。

(36) 尚书比部郎中： 官名，尚书省刑部四司之一比部的长官。出： 由朝官外任地方官吏。钱塘： 旧县名，隋、唐时先后为杭州及余杭郡治所。

(37) 吴郡： 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

(38) 委曲： 详尽。

(39) 根节： 比喻佛教的寺庙。

(40) 脉络： 指佛教徒来源的渠道。

(41) 吴、越： 二古国名，今江苏、浙江等地区。

(42) 吾郡： 指杭州。

(43) 六百岁： 佛教于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魏、晋后广为传播，至唐武宗灭佛，约六百年左右。

(44) 圣人： 指唐武宗。

(45) 东闽、两越： 今福建、浙江一带。

(46) 旨： 美好。kongbai

此文写于唐宣宗大中时期。通篇围绕南亭子修建的原委始终，大写佛教危害之烈与唐武宗灭佛之功，表现了作者反对宗教迷信的战斗精神。

全文分五段。第一段概括记述唐代佛教骗人宣传的基本内容。一是灵魂不灭。人死后，阴府将根据其生前行事对灵魂加罪或降福。二是因果报应。人平生难免有失误，一旦失误，灵魂就会入“刑狱”，受尽折磨。三是解救途径。文中举出阿阇世王之例，意在说明： 唯有事佛才能免祸得福，并最终升入西天净土极乐世界。以上三层，抓住了佛教骗人宣传的关键，即利用人们欲避祸趋福的心理，大肆兜售事佛的谬论，从而为以下逐层深入揭露其危害拓开文路。

第二段具体揭露佛教卖罪买福之说、殃民祸国的种种情况及其严重后果。作者着重举出三则事例。一是萧衍死而不悟。“国灭饿死”四字，揭示了这位南朝梁的开国君主笃信佛教所付出的惨重代价。由于皇帝的提倡，势必上行下效，种种恶习劣行便愈演愈烈。二是商吏骄横欺诈。商人玩弄花招，不择手段。“欺夺”一词，正是对其横蛮行径的集中概括。胥吏依仗权势，极尽盘剥。“缘意恣为”一词，正是对其狰狞嘴脸的真实勾勒。商吏不但为所欲为，还故意装出“捐己奉佛”的样子，“佛能灭吾罪，复能以福与吾也”。这样，便为其骄横欺诈加上了一道神灵的光圈。三是穷民深受毒害。由于“权归于佛”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所以穷民宁可忍饥挨饿，也不忘“冀佛之助，一日获福”；而佛教地位的提高，又使寺庙巨增，僧徒得利，足见人们深受毒害与佛教恶性发展是多么触目惊心！

第三段热情赞扬唐武宗反对佛教的有力措施和巨大成果。本段记述了唐代几个皇帝对佛教的不同态度，但用笔重心是在唐武宗。先写形：“独奋怒”。用语简劲，道出了唐武宗敢于向崇佛世风宣战的无畏精神。继写言：“穷吾天下，佛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 佛教盛长已酿成时弊。词锋犀利，刺戟有力。再写行： 他果断清除佛教恣肆的山台野邑，下令让僧人蓄发还俗，派出御史巡视监督，释放奴婢归田从农，规定寺材恣新公署、传舍……这些，无不显示了唐武宗的睿智、胆识和气魄。

第四段真实记述李子烈在钱塘除弊兴利的政绩和南亭子周围的景象。南亭子地处杭州，建造南亭子自有一番来历，所以先从李子烈的政绩说起。“剔削根节，断其脉络”。这是写他拆除佛寺、禁度僧尼的事迹，即“除弊”。接着，写“兴利”： 一是修筑长堤，使百姓免遭水害；二是建造南亭子，纪念唐武宗。这样，便行云流水般地过渡到南亭子的描绘。先总领一句：“宏大焕显”。这是总体性的描述和概括性的评论。继写亭之精巧。“工施手目，发匀肉均，牙滑而无遗巧”。造语经济，含意丰富。次写亭之日景。“如髻”、“如发”，是山峰、树木的形状，将静止的形象注进了生命。“点尽上凝”，则勾画行驶的孤帆、飞翔的白鸟如小黑点在江水上空凝止不动，化动态为静态，以小景衬大景。而这一切，都从一个“江平入天”的“远”字生出。再写亭之夜景。“殷殷潮声，起于月外”。这一笔，既交待了大潮滚滚、奔腾翻卷的壮观，又描摹了明月缓缓升起，月光随波簇涌的美景，潮声月影，相映成趣，使人读来驰想不已，回味无穷。

第五段再次肯定唐武宗反佛、李子烈建亭，以此加深印象，深化主题。

本文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显著的。主要表现在：

言此意彼，击中要害。文章的主旨是抨击佛教的危害，但开始时作者却有意宕开一笔，集中写佛教的基本内容。接下来逐层予以揭露、抨击。首先写佛教之说殃民祸国的情况和后果，造成发聩震聋的声势；其次写唐武宗反佛措施和成果，形成褫魂夺魄的力量；再次写李子烈灭佛和造亭，留下发人警醒的见证。由于作者开篇即拎出佛教要点，随后又能从不同角度揭露、抨击，因而文意显豁，是非判然。同时，在章法上形成层浪叠涌之势，有一种回旋掩映之美。

对比突出，泾渭分明。作者通过对比，集中而强烈地显现出事物之间的差异，在极为经济的笔墨中暗示出自己的情感。如文章第三段记述文宗、武宗、宣宗对佛教的不同态度，就成功地运用了这种艺术手法。文宗面对“民尤困于佛”这一严峻现实，却“不能果去之”；武宗洞鉴佛教作祟的恶果，更有反佛的具体行动；宣宗则极力为佛辩护，并以“徇其习”为由恢复佛寺。比较对三人的描写，不难发现作者的态度是不同的： 对文宗的无能流露出一种鄙夷之情；对武宗的壮举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对宣宗的谬误则巧妙地予以批评。鲜明的思想倾向，高超的表现艺术，无疑使文章增添了引人入胜的魅力。（俞浩胜）


【作者小传】

李商隐
（约813—约858）　唐诗人。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因受牛李党争影响，被人排挤，潦倒终身。其诗擅长律、绝，富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具有独特风格。也工四六文。著有《李义山诗集》；文集已散佚，后人辑有《樊南文集》、《樊南文集补编》。

李 贺 小 传李商隐
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世传之。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

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所与游者，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为密。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FBAD (1) ，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馀四卷而已。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歘下榻叩头言：“阿FBAD 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FBAD FBAD 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

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独眷眷 (2) 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二十七年 (3) ，位不过奉礼太常 (4) ，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

〔注〕　

(1) 距FBAD ： 或写作“FBAD 驴”、“距虚”等，驴、骡之属，故用以称驴。

(2) 眷眷： 冯本作“番番”，注云“一作‘眷眷’，误”，未有进一步解说。现知的“番番”有“白发貌”、“勇武貌”诸义，用在此处都不适合。今仍作“眷眷”。

(3) 二十七年： 原作“二十四年”。冯注云“当作‘二十七’为是”，据改。

(4) 奉礼太常： 《旧唐书·职官志三》：“太常寺： 奉礼二人，从九品上。”kongbai

虽说小传有别于史传、行状，而主于掇取轶事遗闻，以见传主性情；但是详记白日飞升之事，几类于神仙传之属，于唐世文人中实为少见。譬如玄真子张志和，当时颜真卿为作碑铭，亦仅言其泛舟沧浪，不知所之；后来说他在临平湖水解升仙云云，已是仙传的张皇其事了。不过我们不必怀疑这篇小传所记非实，这不仅因玉谿有言“王氏姊非能造作”者，应当相信；而且因为当时仙道之风极盛，羽化之迹屡见，事虽虚妄，但当时颇以为事实，即使韩愈的《谢自然诗》，也不敢对民女谢自然之白日升仙断然否定。因此对于所记李贺仙迹实不必怪，应当详究的倒是玉谿录入其事的本意。

李贺一生坎FBAD ，二十七岁就过早地去了，只是留下了二百余首“虚荒诞幻”而“感怨刺怼”（杜牧《李贺集序》）的歌诗与一个“鬼才”的“令”名。其久屈不伸、近乎病态的抑郁心理，导致临终时仙游的幻觉，也在情理之中，颇可以现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解说。“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可说是潜意识的最生动的流露。在人间世业已绝望了的显扬云路的希望，为厄穷病苦压抑既久，以致在自虐自苦中变得麻木了的、追求“乐”的人生本能，在弥留之际，以“浮动的想象”、“梦幻”、“谵呓”的形式凸显出来了，而为后人留下了他最后一份闪光的文学遗产，就诗人的生涯而言，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就常人的际遇来说，则不能不说是一个过于辛酸的悲剧。

悲剧的缘由，由诗人自身而言，早在小传开首“状长吉之奇甚尽”中提挈了。奇，也是全文的主脉。这“奇”当然有诗风奇的意思，却不尽在于此。古人以为充中外发，诗风之奇必以性情之奇为本根。性情过奇又必与世不相谐，故“奇”颇有“畸”的意思。畸零不偶，这当是玉谿在杜牧为《〈李贺集〉序》后，仍要补作此小传来隐隐传达的一层意思。奇、正相反而又相生。如果社会正常，畸零之人就不免有自寻烦恼、自作多情之嫌；相反，社会如不那么正常，本身就是“畸”的，那么畸零人之畸，就好像负负得正一样，其实更多的是正的成分了。这种奇中正的意思，先就衍为小传第二段记其作诗情状的一节妙文。“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看似闲笔，却是此段中锋，树起了刘勰所称“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文心雕龙·情采》）两种创作倾向的壁垒。以这种为文造情的世风作映衬，玉谿极写李贺作诗的特点： 一曰情真，“恒从小奚奴，骑距FBAD ，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可见所作尽即目即心，“兴发意生”（《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正与得题为诗、思量牵合者相对。二曰苦吟，“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又正与以“程限为意”相对。即兴情真与苦吟足成看似相反，实则相成。关于这一点，可以作一篇大文章来论述，这里只能大略指出，这是唐人将传统的抒情言志说与六朝以降对文学形式美的自觉追求统一起来的实际经验。统一就统一在写心，不仅要写真心，且要写得好，写得美，写得出人意表，戛戛独造。太夫人说“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是这一段点睛之笔，呕心沥血而为写心，写毕而又随置之，正是李贺诗的真率处、严肃处，是他的奇中之正，于此段开首“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之领脉作用与全段的意脉就显示出来了。如以此句直接李贺作诗情状，至多说明李贺诗为韩派后劲，文意浅甚；必以时人作诗情状居中作运掉，方在文势曲折中隐隐道出李贺背于时而合于大家宗匠的本色，文意也就深且厚了。不过文章之意仍不尽于此。命题作诗，思量牵合，规定程限，是当时文人聚会时的风气，其根源则在科举的程式。唐代进士科试一诗一赋，均命题，限体，规定时刻——三条烛燃尽收卷。李贺是因科场失利而痛恶这种作诗法，还是生性与之格格不入，难以详究；但是这奇中正，不合于世之“正中畸”，却是无可调和的事实。世言李贺因父讳“晋肃”而被摈于进士试之列，其实这仅是一方面的原因，或者还只是某一次的事实，就其全集观之，他应试不止一次，却总归一第无成。“春卿拾才白日下，掷置黄金解龙马”，这虽是送友人沈亚之下第归吴江的诗句，却也正是其夫子自道，于是这旷世奇才，命定了要以背时倒运来收场。这也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韩孟诗派除韩愈本人在其政治及文章方面，于困厄中有所成功外，均与荣达绝缘；李贺的后起与早夭，正是典型。玉谿将这种种复杂的感触凝聚在李贺作诗这一小小轶事中，人们却能在诗人“细瘦，通眉，长指爪”，骑驴从小奚奴，背负古锦囊，“或时有著，随弃之”的形象中，感受到其与时不谐的清奇之气，从而顿生惋惜与同情。

正是惋惜与同情，使玉谿又将诗人看似妄诞的临终幻觉采撷入传，并在现实与幻觉的强烈反差中逼出最后一节的议论。“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对于这冥冥难征的仙界，玉谿从感情而言，似乎是宁肯信其有，未忍断其无的，在他恍惚迷离的笔触中，可以感到，他希望，凡为人间不公正地剥夺了的一切，都能在天界重新给予奇绝一代的诗人，他愿意完整地保留诗人最后的奇丽的幻想，以完成其自我形象的塑造，也为杜牧《集序》所盛赞的诗人奇警诗风作上最后一条注脚：“……长吉生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结末以颇类于韩愈《祭十二郎文》的笔法，层层设问，又层层递进地反复呼号，让人们深思才而奇、奇而正者何以不见容于世，以与篇首“奇”字遥相照应，贯串文中在日与临终两件奇异的轶事，也使这篇奇绝的小传内含有深刻的思理与深挚的情感。如果我们细细品味所记诗人仙去一节中“长吉了不能读，歘下榻叩头言”云云，“长吉独泣”等语句，就更能领会到奇幻的仙游情景之悲剧意味，与玉谿何以如此悲愤地为小传作结了。

早夭的诗人得到安慰了。他不仅身后有杜牧、李商隐这两位晚唐诗坛的泰斗为之序集，为之传事；而且，他开创的诗风，在不同方面为小李杜所继承光大，衍为晚唐时期两支重要的流派。从这人事的关涉中，可以窥见中晚唐之际诗风的承接蜕变之一页。由于小传的写作时间难以详定——杜牧序在李贺卒后十五年，时玉谿约二十岁左右，正在郓州令狐楚幕中，小传作于此后可以肯定，但具体年份不明；因此，传中是否寄寓有玉谿自身科场不利及于党争中备受枉陷的感愤，也难以指实。不过传中对李贺的心所向往，不难看出。所以，如果不是作者多历世艰后有所寄寓而作，则颇可以此传看作他后来生活创作道路的“文谶”。虽然玉谿较李贺多活了二十年，然而“才而奇者”不容于世的遭遇竟何其相似，只是所受的磨难更多了二十年而已。可憾的是再也没有这样一位大手笔，也来为玉谿作上一篇同样精彩警深的小传，致使他过久地背负了偏见的史家率尔论定的负义无行的恶名，直要到百千年后方有人先后出来为他辩白，衍成文学史上至今尚不能说是完全澄清了的一段公案。这，正是玉谿更甚于长吉的悲剧。（赵昌平）

上 河 东 公 启李商隐
商隐启： 两日前于张评事处伏睹手笔，兼评事传指意，于乐籍中赐一人，以备纫补。某悼伤已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才有述哀；灵光独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携，或小于叔夜之男 (1) ，或幼于伯喈之女 (2) 。检庾信荀娘之启 (3) ，常有酸辛；咏陶潜通子之诗 (4) ，每嗟漂泊。所赖因依德宇，驰骤府庭，方思效命旌旄，不敢载怀乡土。锦茵象榻，石馆金台 (5) ，入则陪奉光尘，出则揣摩铅钝 (6) 。兼之早岁，志在玄门 (7) ，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 (8) ，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况张懿仙本自无双，曾来独立，既从上将，又托英僚。汲县勒铭，方依崔瑗 (9) ；汉庭曳履，犹忆郑崇 (10) 。宁复河里飞星 (11) ，云间堕月 (12) ，窥西家之宋玉 (13) ，恨东舍之王昌 (14) ？诚出恩私，非所宜称。伏惟克从至愿，赐寝前言，使国人尽保展禽 (15) ，酒肆不疑阮籍 (16) ，则恩优之理，何以加焉。干冒尊严，伏用惶灼。谨启。

〔注〕　

(1) 叔夜之男： 嵇康字叔夜，其《与山巨源绝交书》云：“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本年商隐子衮师方六岁，故云。

(2) 伯喈之女： 蔡邕字伯喈，其女蔡琰，少聪慧，年六岁，邕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按： 商隐之女年长于其子衮师。《骄儿诗》有“堂前逢阿姊”句。

(3) 庾信荀娘之启： 庾信有《谢赵王赉息丝布启》云：“某息荀娘，昨蒙恩引，曲赐丝布等五段。南冠获宥，既预礼筵；稚子胜衣，还蒙拜谒。”

(4) 陶潜通子之诗： 陶潜《责子诗》：“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5) 石馆金台： 碣石馆、黄金台，均燕昭王筑以招致贤才的馆舍。此借指幕府。

(6) 铅钝： 铅质的刀不锋利，喻才力微弱，自谦之辞。

(7) 玄门： 指道教。陶弘景《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先生领袖玄门，学穷仙苑。”亦指佛教。唐太宗《大唐三藏圣教序》：“栖虑玄门。”

(8) 丛台： 战国时赵武灵王在邯郸所筑台，多蓄声妓，以为享乐之所。

(9) “汲县”二句： 东汉崔瑗为汲县令，开渠造稻田，百姓歌之。迁济北相，官吏男女号泣，共垒石作坛，立碑颂德而祠之。

(10) “汉庭”二句： 《汉书·郑崇传》载哀帝擢崇为尚书仆射，数求见谏诤。每见，曳革履，上笑曰：“我识郑尚书履声。”

(11) 河里飞星： 用织女星渡银河与牵牛星相会事。

(12) 云间堕月： 谢灵运《东阳溪中赠答诗》：“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但问情若为，月就云中堕。”

(13) 窥西家之宋玉：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臣东家之子……登墙窥臣三年。”

(14) 东舍之王昌： 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东家王。”

(15) 国人尽保展禽： 《诗·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毛传：“鲁人有男子独处于室，邻之嫠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而不纳。妇人自牖与之言曰：‘子何为不纳我乎？’男子曰：‘吾闻之也： 男子不六十不闲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纳子。’妇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即展禽）然？妪（煦）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

(16) “酒肆”句： 《世说新语·任诞》：“阮公（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kongbai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李商隐的妻子王氏病故。同年十月，他应剑南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之辟，赴梓州（治今四川三台）任柳幕判官。远幕，丧妻，别子，多病，加上长期落拓不遇，使他的心情非常悒郁。柳仲郢同情他，打算在梓州的官妓中挑选一位色艺双全的女子张懿仙，给他作侍妾。李商隐得知，即写了这封情辞恳切的书启婉辞。信采用骈体形式，却毫无华靡伤真之弊，用语圆润精工，表达了深沉恳挚、委婉缠绵的感情。

题中的“河东公”，指柳仲郢。河东是柳氏郡望。信的开头叙述了作者从同僚张评事处看到柳仲郢的手札，并听到张评事传达柳的旨意，要给自己一位官妓作侍妾。这几句以散句起，口气在亲切中显出恭敬。这是写信的缘由，全文即围绕此事展开。

接下来，作者用充满感伤气息的笔调叙写了自己丧妻以来的处境与心情。王氏于是年春夏间亡故，距写信时不过半年左右，故说“悼伤已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用西汉枚乘《七发》：“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其根半死半生。”这里比喻丧偶，而自己遭此变故后形毁骨立的情状如见。“灵光独存”，用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毁，而灵光岿然独存。”比喻亲故零落，仅余己身，而孑然孤立、形影相吊之处境可想，用典精切而富形象感。然后，又进一步说到，自己所眷恋的儿女，年纪尚幼，无暇提携照顾，每当咏读前贤关爱儿女的诗文，不免勾起自己的辛酸。陶、庾诗文中所言子息，皆属幼龄，用以映衬己方，正是恰到好处。作者对幼儿弱女充满爱怜，王氏死后，他有诗说：“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在梓州关于“小男阿衮”亦有诗云：“渐大啼应数，长贫学恐迟。寄人龙种瘦，失母凤雏痴。”此次只身远赴东川，撇下儿女，自不免更添天涯漂泊之悲。以上一路写来，仿佛只是在诉说丧妻后的孤孑凄伤，但读者从这充满哀感的叙说和对亡妻弱息的深情中，已不难想见作者对赠妓一事是何反应。

接着，作者用“所赖”二字一转，折入对府主知遇之恩的感激。“锦茵象榻，石馆金台”，正渲染出礼遇的隆重，而“入则陪奉光尘，出则揣摩铅钝”，则正是自己“效命旌旄”的行动。从“方思效命旌旄，不敢载怀乡土”的话语看，柳之赠妓自含慰其异乡孤独之意，故有此半是感激、半是表白的说法，其中隐隐透出作客依人的辛酸。然后，又以“兼之”领起，转进一层，说自己早岁有志学道，到东川后，更加深了平生之所好，历尽坎坷之后，早已自安于禄命衰薄之境，而对玄门的精义稍微懂得了一点头绪。这是用自己对宗教的信仰含蓄地表明，对于男女情爱一类事，已经再也无所追求了。作者早年曾一度在玉阳山、王屋山隐居学道，所谓“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就是。中年入仕以后，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无辜蒙受打击，只得栖身幕府，漂泊天涯；又遭妻子王氏之丧，转而虔诚事佛，欲从中寻求解脱烦恼之方，如大中七年底作的《樊南乙集序》所云：“三年已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说的正是这一时期的心情。这里以“兼之”、“及”、“更”，蝉联而下，婉转表达自己绝意情爱的意思。接下来，又用“至于”二字提起，正面表白自己在一些篇什中虽曾描写过“南国妖姬”、“丛台妙妓”，却“实不接于风流”。无论是“借美人以喻君子”，别有寓托，还是抒写感受体验，非即纪实，都说明自己并不是热中艳情的人。以“虽有”先让一步，用“实不”随即翻转加以否定，一纵一收，将自己生性并非重色这一点有力地强调出来了。

自己方面的原因，从悼亡之悲、子女之念、报效恩知、志在玄门一直写到性“不接风流”，已经将无意于纳妾之意表达得非常充分了，下面便换另一角度，从张懿仙的经历、身分方面说。从下一段文字看，张懿仙大约原曾得柳仲郢（即所谓“上将”，“犹忆郑崇”句指此）的宠爱，后来又曾托身柳的某一僚属（所谓“又托英僚”，“方依崔瑗”句指此）。当时乐籍歌妓俯仰随人虽属常事（如杜牧《张好好诗》所反映的情况即是一例），但在对男女情爱持较为严肃态度的作者看来，却感到不合适。因此他用略带调侃的语气说：“宁复河里飞星，云间堕月，窥西家之宋玉，恨东舍之王昌？”——难道还要让她再渡鹊桥，投入别人的怀抱，成为窥墙密约的女子吗？这里，实际上蕴含着对张懿仙这类女子命运的同情，但以“雅谑”的形式出之，便不至冒犯府主的尊严，更不会拂逆他的“好意”，措辞委婉得体。四句连用四典，均极雅切，且流丽圆转，一气贯注，读来有声情摇曳之致。

最后，方揭出辞赠正意。作者一方面感激府主的“恩私”，同时又委婉表明“非所宜称”，希望对方顺应自己的愿望，收回赐妓的成命，使人们不致对自己的品德产生错觉。作者把“赐寝前言”看作府主对自己的爱护，这是特别动听的。

一位幕府主人，出于对幕僚处境的同情，而有赠妓之举。辞谢这种“恩遇”，是很难措辞的。作者却能诉之以情，明之以理，既不拂逆对方的好意，又使对方充分了解自己的情性，从而“赐寝前言”。从这里不但可以看出作者恳挚的情感性格，还可以看出他善于辞令和驾驭骈文形式的圆熟技巧。隶事用典和骈偶对仗不但没有成为表达感情的障碍，而且成了更有效地表达感情的一种凭借。华不伤真，本篇是典型的一例。（刘学锴）

祭小侄女寄寄文李商隐
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体魄归大茔之旁。哀哉！尔生四年，方复本族；既复数月，奄然归无。于鞠育而未申，结悲伤而何极！来也何故？去也何缘？念当稚戏之辰，孰测死生之位？时吾赴调 (1) 京下，移家关中，事故纷纶，光阴迁贸，寄瘗尔骨，五年于兹。白草枯荄，荒途古陌，朝饥谁抱？夜渴谁怜？尔之栖栖 (2) ，吾有罪矣。今吾仲姊，反葬有期，遂迁尔灵，来复先域。平原卜穴，刊石书铭。明知过礼之文，何忍深情所属！

自尔殁后，侄辈数人，竹马玉环，绣襜文褓，堂前阶下，日里风中，弄药争花，纷吾左右，独尔精诚，不知所之。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犹子 (3) 之义，倍切他人。念往抚存，五情空热！

呜呼！荥水之上，坛山之侧，汝乃曾乃祖，松槚 (4) 森行，伯姑仲姑，冢坟相接。汝来往于此，勿怖勿惊。华彩衣裳，甘香饮食，汝来受此，无少无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邪？

〔注〕　

(1) 赴调： 赴京参加外官内任的调选。

(2) 栖栖： 亦作“恓恓”，不安貌。

(3) 犹子： 《礼记·檀弓》：“兄弟之子，犹子也。”

(4) 槚（jiǎ假）： 即楸（qiū秋）。常同松树一起种在坟墓前。kongbai

李商隐是中国文学史上感伤气质特别浓重的作家之一。感伤情调，贯串在他大部分诗文创作中，构成他“深情绵邈”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旧唐书·文苑传》说他“尤善为诔奠之辞”，这篇《祭小侄女寄寄文》便是他祭奠文章中出色的一篇。寄寄，是他弟弟羲叟的女儿，四岁而夭，初葬于济源（今属河南）。会昌四年（844）正月，迁葬到商隐祖茔所在的荥阳（今河南郑州）坛山。这次迁葬，除将他母亲的灵柩由长安（今陕西西安）迁往荥阳外，还将裴氏姊、徐氏姊的灵柩分别迁往荥阳及景亳夫家。这在李商隐的个人生活中，是一件大事。

文章一开始，就以充满感情的笔调叙述了迁葬的事情。用散体明点日月，交待祭奠者与祭奠对象，虽属祭文通例，但说“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体魄”，便见亲切爱抚，切合双方身分。“归大茔之旁”，点出“归”字，既为下文描绘未归前孤魂栖栖之情作反托，又为末段伏脉。接着，以强烈的哀叹转入对寄寄夭折及死后情事的追叙。寄寄出生后，大约曾寄养在外姓人家，后方回到父母身边，故有“尔生四年，方复本族”之语。对这样一个出生后就未能得到亲生父母爱抚、刚回到父母身边又旋即夭折的幼女，作者怀着一种特殊的怜爱同情。情之所至，不免对她的来去匆匆发出惘然的喟叹：“来也何故？去也何缘？”人生的种种悲剧，往往使人感到迷惘不解。接下来，又用追忆之笔叙写寄寄死后自己方面的情况和想象寄寄孤魂无依的情景。寄寄死于开成五年（840）春。这一年，作者为调补官职、移家长安的事仆仆道途，顾不上为寄寄归葬祖茔，只能暂时将她葬在济源（商隐在开成年间曾奉母居此），谁知“事故纷纶，光阴迁贸”，转眼又已五年。想起幼小的孤魂独处“白草枯荄，荒途古陌”之中，饿了没有人抱，渴了没有人怜，不禁发出“尔之栖栖，吾有罪矣”这样沉痛的呼号。这一节写得极为哀恻动人。作者在叙述寄寄死后羁孤的情景时，自然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事故纷纶，光阴迁贸”八个字中蕴含了许多难以尽言的人生遭际。而“白草”四句，更用诗的意境传出孤魂无依的凄恻和自己一片哀伤关切之情。在封建时代，作为家庭的长子，应当担负起支撑整个门户的责任，“尔之栖栖，吾有罪矣”，这种似乎“过情”的自责，正与作者沉沦困顿的遭遇和未能尽责的负疚感密切相关，悲伤的情绪至此已达高潮。

紧接着，又用“今”字勒回到当前，叙述这次迁葬的缘由。这几句语气转为平缓，反映出作者的感情因迁葬事成而有所慰藉，而“明知过礼之文，何忍深情所属”两句，则总结性地点出了为幼小的侄女作这篇祭文的原因。“深情所属”，正是李商隐的性格特征，也是这篇祭文动人的根本原因。

接下来，又转笔抒写寄寄死后自己触景伤情的深长哀感。与前段以想象之笔渲染孤魂的凄凉不同，这里是以眼前“侄辈数人”在“堂前阶下，日里风中”的天真嬉戏来反托对寄寄精魂不知所之的强烈思念和深沉感伤。可以说是以丽景写哀情，以热闹衬孤寂，更觉情之难堪。然后又用“况”字转进一层，将伤怀的特殊原因进一步揭示出来。商隐续娶王茂元之女以来，此时尚无子嗣，因此寄寄便被视为自己的亲骨肉。“念往抚存，五情空热！”将感情又一次推向高潮。

祭文的最后一段，是对寄寄亡魂的深情抚慰。作者像是面对寄寄的幼魂，告诉她今后再也不会孤孑无伴了，曾祖、祖父的坟地上，松槚已经森然成行；大姑二姑的坟墓，就在近旁紧紧相连；往来于此，不用担惊受怕。写到这里，不但撤去了幽明的界限，而且撤去了尊卑长幼的界限，一片深挚的慈爱之情，流注于字里行间。最后用呼告语收束，更见情之深长无极。寄寄幼魂有知，当可安息于地下了。

骈文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大量用典隶事。这对某些需要典重雅正的章表书奏来说，可能有一定的增饰作用；但对纯粹以抒情真挚取胜的哀祭之文，却往往是一种障碍，容易造成感情表达上的“隔”。韩愈《祭十二郎文》之所以取得很大的成功，跟运用奇句单行的散体有密切关系。李商隐的这篇祭文，虽然用的是骈体，却全不用典，通篇都用感情色彩极为浓郁的平易明畅的语言直抒深情，毫不雕琢。加上骈中有散、骈散结合的格式，和骈句本身的畅达自然，读来但觉清空如话，一气流走。骈俪之文，能运用到如此纯净自如、不见任何束缚的程度，确已臻于化境。（刘学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