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③

六、文明要素与文明因素之辨

         问：有一些西方学者曾把“城市”“文字”“青铜器”视为“文明三要素”。国内也有人使用过这种提法。但有的学者不同意三要素之说，而提出了另外的几要素。您能否就这一问题谈一谈。 

        苏：刚才我讲了，古城、古国是社会变革的产物，是数种文明因素交错存在、互相作用的综合体。各区系自有各区系特有的文明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出现的不同条件（契机）。因此，很难说进入文明时代在物质文化方面有什么统一的标准，或者说是有相同的物化形式。城市、文字、青铜器这三者固然是文明因素，但不必把他们说成是“三要素”。“要素”者，缺一不可。世界各地和中国的考古发现一再说明，有一些文明是“三缺一”，甚至缺得更多，却有其他现象说明当时社会已经完成了由氏族公社到国家的转变。因此，我常说，不要从概念出发，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什么文明因素就是什么文明因素，然后分析其综合发展程度能否说明当时已进入文明阶段，看看各区系的文明因素经过“辐辏”“辐射”的交流，有哪些逐渐变成中国古代文明的共同因素。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由个别到一般的研究过程。正如不必急于把“坛、庙、冢”说成是“中国文明因素”一样，也不必急于把“稻谷、蚕丝、玉器”说成是“中国文明因素”，更不必在中国史前史上另划出一个“玉器时代”。当然，也不要贬低甚至否定“坛、庙、冢”或“稻、丝、玉”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它们最终都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化、文明的重要因素。

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的说法不确切

        问：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途径，也是读者关心的重大问题，能否展开谈一谈？ 

       苏：我多次讲过，中华民族是大熔炉的产物，而各文化区系也都是熔炉。这和以往所说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有着明显差异。过去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看成是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真实。因此，对研究民族的组合与重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来说，区系类型的研究仍是重要基础。中国古代文明多源一统的格局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历时不散的生命力。 

        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古国”阶段是各先远支系形成期，也是多源一体格局的奠基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最为明显。

        “方国”阶段是夷夏关系互为消长和夷夏共同体重组、新生的阶段，大约在战国时期，多源一体格局初步形成。 

        “帝国”阶段把初步形成的多源一体格局从政治上固定下来，并不断得到强化。 

        当万年之前农业发生后，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三大经济文化区：华南水田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华北和东北南部旱地粟作农业经济文化区，东北北部、内蒙古高原、新疆、青藏高原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一次组合。

        约在公元前6500年到公元前5000年间，在三大经济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若干区域性的考古学文化。如黄河流域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磁山—裴李岗文化，后李—北辛文化，内蒙古东南、辽西的查海—兴隆洼等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彭头山—城背溪文化，等等。公元前第4千纪间，由于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在一些地区形成了殖民垦荒浪潮，出现考古学文化的大传播和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融合。如庙底沟类型的大举西迁到甘青之间，向北涌入河套地带；大汶口文化通过胶东半岛渡海移民到辽东半岛；等等。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二次组合，约在公元前3000年之际，各区系稍有先后进入所谓“早期龙山”“龙山”阶段。各地分别以快轮制陶、养蚕缫丝、专业治玉、漆器工艺、烧制石灰、夯筑技术、冶金技术等等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而这些新技术一旦出现，就会有一个推广过程，即匠人流动、文化传播的过程。同时也就促进了经常性的交换、贸易；刺激了掠夺、战争的经常化和武器的改进；出现并不断强化防御工事；引起了社会的大动荡、大改组，进入“古国”时代。这是文化区系的又一次大重组，表现为考古学文化分布图的大改观，也是中华民族中汉民族形成之前最重要的一次重组，由此奠定了多源并趋向一体的基本格局。 

        进入“方国”时代，亦即夏、商、周三代已有文字记载，出现了“四夷”与“华夏”的区分。如果说，夏、商两代还是“诸夷猾夏”“诸夷率服”那种夷夏较量而互为消长的话，周王朝时期则是“以夏变夷”为主流，在周初的大封建中，将“殷民六族”分封给鲁公时，要求“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将“殷民七族”分封给康叔时，要求“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将“怀姓九宗”分封给唐叔时，要求“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都是按当地传统办事，有一点类似今天的“特区特办”。这正是孔子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一个原因。西周之后又历经东周五百年的夷夏融合，夷夏共同体——汉民族终于形成。秦汉帝国能使多源一体的中华民族得以形成、巩固，可说是水到渠成。

八、长城是各民族文化的熔炉

        在中国古代史上，南北朝时期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陕北、晋北、冀北及内蒙古南部这个大体东西向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从史前到三国时代是北方畜牧文化与黄河流域农耕文化接壤、过渡地带。长城内外的两种经济类型、两种文化传统的民族（群）长期接触、共存，既经常冲突，又需要互补而互为依存。它是一条很宽的“带”，直到近世仍是“那达慕”盛会分布的地带。“那达慕”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组织农工产品与牧业产品的交流。长城是农区与牧区的分界，长城地带也是一个活跃的民族熔炉。在历史大动荡时期，这一地带经常起到缓冲的作用。建立北朝的北方民族正是通过这一地带的若干“口岸”南下的。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即所谓的“五胡乱华”，与欧洲的所谓“蛮族入侵”不完全一样。“五胡”是牧人，他们虽也带来战乱，但还有北方民族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北朝的文化十分昌盛，其遗物、遗迹显现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的光彩。北朝文化在都城建筑以及农业、科学技术、艺术等方面都留下了可称为瑰宝的遗产。大唐盛世的诸多业绩源于北朝，北朝经济的发展也并不比南朝逊色。总之，北方草原民族不仅为中华民族注入了生命活力，还带来了欧亚大陆草原民族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        北方民族南下的另一后果，则是造就了大批中原人南迁形成的“客家人”式的新群体，至于客家人在发展我国南方和东南亚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当然无须多说。所以，只有用新观点、新方法，才能从浩瀚的文献和考古史料中发现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一般规律的民族形成的历史脉络，重建一部内容丰富而又符合历史真实的中华民族史。

九、多源一统、历久不衰的原因

        问：先生能否更深一层地谈一谈中国历史地形成这样一个多源一统的国家、中国文化又历年不绝的主要原因？

        苏：多源一统的基础结构是多种因素综合的产物。有地理的因素，如多样的天时、广阔复杂的地利，造就了原始经济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源性。但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阻隔，有利于族群与文化的流动、接触和多次重组，我在前面已谈到，从距今万年到距今四千多年的三次大的文化组合与重组，就是在这样一个舞台上演出的。如果说，最早的三大经济类型区中所见各自的共性，还主要是因经济类型的一致而引起的，那么距今七八千年的黄河流域，自西至东，从陇山到渤海，老官台—大地湾文化、磁山—裴李岗文化、后李—北辛文化虽然各有起源，各有特征，但在经济类型、日用陶器的制法、某些器别（如支座、磨盘、磨棒）甚至器形等多方面所表现出的一定共性，至少暗示着曾经存在过的联系。再如，在距今五六千年前，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有着强大的扩散能力，其影响从关中向北达到黄河河套，向西直达甘青之交，向南至于长江沿岸，向东抵今山东省腹地。特别是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所谓“龙山时代”，几乎整个黄河、长江流域各区系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呈现了相当的一致性，以灰、黑陶的三足器、圈足器、袋足器为共同特征。上述诸例，意味着文化的交流、族群的组合与重组，是在六大区系之间交互进行的，发展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或裂变，或撞击，或融合。特别是到“龙山时期”八方文化精华辐辏中原之后，出现了以传说中尧、舜为代表的“中国”。此后，这个“中国”就再也没有真正地分解过。当然从尧、舜的“中国”到秦皇、汉武的“中国”，又经历了多次重组。意识形态上与之相应的则经历了由共识的中国到理想的中国而达现实的中国。

        这里所谓共识的中国，指在“万邦林立”的条件下，中原的古国由于治水、居中的地利以及个人等因素，万邦诸侯“朝觐、诉讼之中国”的“中国”，这个“中国”，只是一种共识。理想的中国，就是《诗经·大雅·北山》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种“中国”，大一统“中国”的愿望虽已明确，也只是周王朝的理想。真正成为现实的，则是秦汉帝国。所以中国多源一统的格局的形成，既有天时地利的环境条件，更有源远流长的族群、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以及思想上的共识等原因。

十、中华文明的精华

        问：您提到中国的文化传统问题，不论是历史学者、其他学者还是一般读者，都非常感兴趣，非常关心。 

        苏：回顾历史，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被提出和受到重视的背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两个转折点。“五四运动”前后，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社会上出现了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中国文化落后了，需要向西方学习什么？答案之一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际，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要开放，要建设现代化，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日本式的、新加坡式的和欧美式的，当然不行。我们要建设的是与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是什么，民族灵魂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的问题。中国文明起源、中国文明特色、中国文化传统等问题，正是社会转折时所引起的历史反思的组成部分。这两次历史反思的社会思潮也就是引发我梦想的最初萌发和更为完整的契机，也是中国考古学20年代产生和80年代走向成熟的时代背景。 

       各国历史有各国特点，各民族有各民族特点。特点就是差异，既有体质上的差异，也有民族气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有些文化传统可能随社会的变化而消失，或被新的传统取代，唯构成民族特性的传统精神往往世代相传。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起积极作用的传统，我多次提到过的有：

        精于工艺，善于创造。这一特点可以上溯到中国猿人那里。他（她）们采集劣质的石材（例如脉石英），却打造出小型石器。这一传统在其后数十万年中一直传承。如良渚玉器的细雕工艺、丝绸、漆器、瓷器、“四大发明”以及流传至今的数百种民间手工艺，总体的精巧水平在世界上似无与伦比。中国农业亦以精耕细作闻名于世，直到今天还以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一传统与勤劳、朴实、自强不息的美德融为一体，几乎可称为是创造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一。 

        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形成主要不是由于外力、武力，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交融、组合与重组，并在思想上形成了越来越强的认同趋势。当“中国”产生之后，君权（王权）的大一统政策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汉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给中原民族注入新鲜血液，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由此产生了更强的凝聚力。自秦汉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来，从总体来说，分裂是短暂的，统一是主流。在维系中华民族的纽带中，方块字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方块字以形、意为主，能克服各地方言障碍，在不同方言区域内，比较容易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推行统一的政治，大大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兼容性和凝聚力。 

       玉代表了一种崇尚高洁、坚贞、温良的美德，体现着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人类从会制造石器起，就有机会与玉石打交道，后来又把令人赏心悦目的“美石”选出来制作装饰品和贵重用具。真正把玉与一般石材区分开而用来制作珍贵饰物的是万年以内的事。例如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了十多件真玉器物，除一件玉锛外，均为装饰品。玉的一个特点是“温”，冬天摸玉，有温润感。玉又有特点为“坚”，除金刚石以外，几乎无物能克。中华民族把玉所具“温润”“高洁”“坚硬（贞）”等特点，转化到人文观念中，纳入社会生活。玉器体现的美德是中国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又是自史前时期以来一直承袭着的传统。

        近期我曾反复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与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 

        中国除了有些政教合一的少数民族以外，从来没有高于王权的宗教，也就是没有国教。一些外国人不能理解，于是想出来一个中国人自己并不认可的宗教——“儒教”，没有教主，没有教规，没有教义，也没有宗教意义上的经典。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最高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天、地、君、亲、师”。 

       我国古人对“天、地”，赋予了超自然的属性。这里的“天”，是一种抽象的权威象征，一种不可抗拒的超自然正义力量。大家熟悉的明、清两代的天坛，就是皇帝通天对话的神圣之地，可是在祈年殿里并没有设置一般宗教庙宇里的那种偶像。这是由于任何偶像都不足以代表天的伟大。从祈年殿到圜丘之间的天街东侧，有所谓的“七星石”，实际上，那应是泰山的象征。对于“地”的崇拜，反映了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至于对“君”的崇拜，则反映着对于社会秩序化即国泰民安的追求。对于“亲”的崇拜，我看至少包括“祖先崇拜”以来至现实生活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是维系、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对“师”的崇拜，则是要求对文化、知识的尊重与继承。 

        如果今人能够对这一思想体系赋予这时代的新含义，就能够更好地去对待自然，重视和协调人与自然和人际的关系。敬老爱幼，尊师重教，继承发扬这样的文化传统，就能对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化、大众化的当代中国考古学，也就能站到现实社会中应有的位置上。

十一、世界必将走向“大同”

        问：谢谢！最后还请您作为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长，在世纪之交，向《明报月刊》的读者展望一下中国考古学的远景。 

        苏：人生短暂，我已是八十八岁的老人。我不讳言老，我很欣赏英国哲学家罗素讲的哲理。他说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应该像一条河——开始涓涓细流，在狭窄的堤岸间行进，冲过岩石，跳过瀑布；其后水量变大，堤岸后退，流速湍急；最后，没有明显的停顿，汇入大海。我意识到和年轻的考古同人在一起，似乎融入其中，与事业合为一体，生命将在事业的发展中得到延伸。1994年我的第一本考古论文选集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朋友们前来祝贺。我平静地回答大家：“同喜！同喜！事情是大家干的，这是学科的荣耀。考古学是人民的事业。” 

        承香港商务印书馆美意，不久将出版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这不仅是给考古同行做个交代，也希望使史学、民族学界以及其他对中国古史有兴趣的海内外朋友们，理解最近二十多年来许多中国考古学者奋斗的目标和成果。我的愿望是希望大家清醒地看到，我们已取得的成绩是很有限的，仅如一部大书的序言，未知数是大大的。跨世纪、21世纪的考古学新局面是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的，事在人为，老一代人当然应该继续发挥作用，但终究有赖于年轻一代的拼搏、开拓。不仅学科整体如此，就是一个重要课题也往往需要一代接一代地像接力赛那样传递下去。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起跑线上迎接21世纪时，需要同时完成双接轨的任务。一个是“古与今”的接轨，也就是如何循古代中国的发展脉络来看未来的中国，如何使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变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一种动力。另一个就是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的接轨，要求在认识上把“区系的中国”上升为“世界区系中的中国”。中国东部、东北部、东南部的史前文化与东亚、东北亚、东南亚乃至环太平洋文化圈有着广泛的联系。例如作为饕餮纹祖型的那种眼睛部位突出、夸张的神人兽面纹艺术风格、有段石锛等就与环太平洋文化圈中的同类因素可能有源流关系。进入成文历史时期之后，“四夷”的概念在不断变化，秦汉以后的“四夷”主要指汉民族以外的边疆四隅的兄弟民族。这“四夷”正是中国同外部文化的连接点与桥梁，很难把中国与世界文化截然分割开，这是其一。还有，在中国，从旧石器时代起，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孤立的，这已为许多考古发现证实。中国历史上诚然有过“中华帝国无求于人”的闭关锁国时代，但“闭关锁国”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事实上的中外交流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如此，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路更是如此。史不绝书的沟通中外的功臣的业绩，只是中外交流银河中的一些明亮之星。这是其二。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世界上没有其他文明古国能像中国这样，既有如此广阔的文化区域，又有如此长久的文化传统。研究这样一种文化实体，无疑将不断概括出新的理论认识，对世界文明史取得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人类必将对“地球村”的过去和未来取得共识，现实世界必将走向“大同”！

访问整理：邵望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教授）

修订：俞伟超（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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